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在全社会开展“四史”宣传教育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社会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的通知》，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开展“四史”宣传教育作出安排部署。 《通知》强调，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普及党史知识，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为国家和民族作出的伟大贡献，深刻感悟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为人民的初心宗旨，学习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传承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伟大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伟大实践中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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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5月14日—15日
刘少奇连续两天在中共七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报告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特点和性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群众路线、党的民主集中制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原则问题。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特点，报告指出：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党，是一个全国人民集中仰望的党。已经是一个在长期革命战争中锻炼过来，并已完全熟练了领导革命战争艺术的党。已经是一个领导着敌后九千五百万人民建立了强大革命根据地的党。
1975年5月13日、14日
邓小平在同法国总统德斯坦会谈时，谈到建立国际新经济秩序指出：美苏不夺取欧洲是称霸不了世界的。欧洲在政治、经济上的作用和力量，包括在军事上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条件是欧洲自己能团结起来、强大起来。第三世界要求改变旧的经济秩序，建立一个合乎现在实际的新经济秩序，这是合理的。中国政府支持这个立场。坚决维护旧经济秩序的主要有两个国家：美国和苏联。欧洲国家，首先是法国，主张用对话的方式而不是对抗的方式同石油生产国解决能源问题。我们欣赏这一立场。第三世界提出要把石油问题同其他原料问题一起考虑是无可非议的。只要按法国的主张采取对话方式，就能寻求到合理的途径解决原料和能源问题。
1935年5月1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会理郊外召开扩大会议（即会理会议），统一对遵义会议以来中央军事指挥的认识，研究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发言指出：党内对失去中央苏区而缺乏胜利信心和存在怀疑不满情绪，是右倾思想的反映；改变中央军事领导的意见，是违背遵义会议精神的。周恩来、朱德等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称赞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在危急情况下，由于采取兜大圈子、机动作战的方针，四渡赤水，二占遵义，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才摆脱了敌人的重兵包围。会议要求维护遵义会议确立的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的团结，克服右倾思想；并决定立即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
1987年5月11日
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说：我们关心的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解决这两个问题，联合国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中国的政策与阁下一样，是把战争与和平问题、南北的经济发展问题，以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问题，作为主要任务。这就抓住了要害。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表面上看是发达国家之间达成什么样的协议，实际受害的还是发展中国家。现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开放政策，中国也坚持开放政策。发展中国家不搞开放，就发展不起来。如果不懂得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又闭关自守，根本不可能发展。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开放政策如果得不到发达国家的响应，就非常困难。
1938年5月1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当前抗战形势问题。毛泽东作关于中日战争形势的报告，指出：现在蒋介石与我们的估计都认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近《大公报》两篇社论态度变化，认为鲁南战役是准决战，否认中日战争是持久战。我们对于中日战争的估计，过去也有两种意见。我一贯估计中日战争是持久战，因为中国是大国，日本不能完全吞并中国，同时中国又是弱国，须要持久战争才能取得胜利。张闻天发言指出：我看现在国民党军集中五十个师与日军决战，是很危险的。现在一般人有一种错觉，因胜利而轻敌。这是对日本不正确的估计。
1952年5月9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的指示，为结束五反运动，提出一系列从宽处理的政策规定。指示指出：在五反斗争中，工作组和工人对资本家违法所得数一般都算得很高，在定案时必须合理地降下来，使合乎经济情况的实际，必须使一般资本家在补退之后还有盈余。退补的比例，我们认为以照三分之一略多一点为适宜。这样就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取得主动，而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使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恢复经营积极性，使工人不致失业。数大者可分多年补退，一部分还可作为公股不要交出现金。
1937年5月8日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题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结论对会议中提出的问题作了回答。谈到和平问题时指出：我们说和平取得了，并不是说和平巩固了，相反，我们说它是不巩固的。和平实现与和平巩固是两件事。历史暂时地走回头路是可能的，和平发生波折是可能的，原因就在于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亲日派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争取民主”的新口号，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平，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抗战。我们说国民党已经开始转变，但我们同时即说国民党并没有彻底转变。共产党有本领把革命逐步地推向前进，但没有本领把全国的坏事在一个早晨去掉干净。革命进程中的某些波折，以及可能的回头路，只有斗争和努力才能够克服，而且需要长期的斗争和努力。
1960年5月7日
毛泽东同非洲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活动家、和平人士和工会、青年、学生代表团谈话。谈话指出：一九四九年，我们就基本上解放了大陆。不仅蒋介石怕我们，而且美国人也有点怕我们，因为我们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团结起来了。还是人要紧，是第一位的，武器是第二位的，是次要的。只要把人团结起来，手里掌握着武器，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就怕我们。当然不是只有打仗这一种方法，还有别的方法。又指出：人常常是有很多迷信的，迷信帝国主义是其中的一种；再有一种，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觉得自己力量很小；认为西方世界很行，我们黄种人、黑种人、棕种人都是不行的，这也是一种迷信。
1982年5月6日
邓小平在会见利比里亚国家元首、武装部队总司令多伊时，介绍中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指出：我们现在正一心一意搞建设，力争经济有较快的发展。现在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只有二百五十到二百六十美元。我国人口多，如果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每人增加一百美元，国民生产总值就要增加一千亿美元。人多有人多的麻烦，很多问题不容易解决。目前，我国实行经济开放政策，争取利用国际上的资金和先进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经济。这一政策已开始有些效果。
1948年5月5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同陈毅、粟裕等商讨渡江问题后，本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华东局电。电报指出：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使江淮河汉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逐一解决，这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惟目前渡江尚有困难。目前粟裕兵团（一、四、六纵）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的道路。关于粟裕兵团的作战地点和任务，中央军委曾于一九四八年一月决定由粟裕率领兵团的三个纵队南渡长江执行宽大机动任务，先在湘赣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然后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挺进闽浙赣地区，如此吸引二十至三十个旅的国民党军回防江南，迫敌处于更加被动地位。
1928年5月4日
毛泽东在宁冈砻市举行的庆祝朱毛两军会师并宣布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大会上讲话。讲话指出这次两军会师具有历史意义，并代表第四军军委宣布“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任务是：（一）打仗消灭敌人；（二）打土豪筹款子；（三）做群众工作。三大纪律是：（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1932年5月3日
毛泽东在漳州复电中共苏区中央局。电报指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并陈述了两点理由：（一）三次反“围剿”战争和日本出兵之后的中国统治势力，特别是蒋系，已经受到很大的打击，对于我们只能取守势防御的攻击，至于粤军亦是防御攻击性质。决不应夸大敌人力量，以为敌人还有像去年三次进攻给中央苏区以大摧残的可能，而且在战略上把自己错误起来，走入错误道路。（二）在三次反“围剿”战争以后，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决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我们的任务是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胜利，似要以消灭敌人做前提。在现时敌我形势和我军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此次东西两路军的行动完全是正确的。
1928年5月2日
毛泽东在永新县城写报告给中共中央，提出应建立湘赣边界特委，创建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用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去造就湘赣两省的革命根据地之一。报告还汇报了以永新为中心深入开展工作的策略：对内建立军队的党组织和筹款子、做衣服；对外帮助地方发起工农暴动，建立工农政权，分配土地。
1922年5月1日
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发表《更宜注意的问题》一文。文章提出要注意劳工的三件事，即生存权、劳动权和劳动全收权。指出：那些不能生存的人失业的人，问题则在如何使之生存与得业，在现时的湖南我愿大家特别注重在这里。文章强调：工人做的东西应该完全归工人自己，这就是劳动全收权。劳动全收权自然是共产主义实行以后的事，但也不要太忽略了，因为这实是世界上已经有了的一个大潮流。劳工的三权问题无论怎样不注意，有一日自然会引起大家的注意。这篇文章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1931年4月30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在东固又一次召开会议，讨论反“围剿”问题。毛泽东就敌我形势、作战策略等问题作主报告。会议通过毛泽东提出的整个战役各个歼灭敌人的连续作战计划，否定了“分兵退敌”的主张。会议认为，目前全国革命形势是高涨的，我们应取积极进攻策略。敌人包围我们的军事力量虽多，但有许多弱点，如在包围的军阀与军阀不一致，指挥不统一；他们军官与兵士中间不一致，兵士不愿打红军；没有群众条件，地势不熟，给养运输非常困难。我们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虽然很小，但我们有几个优点：第一红军好，第二群众好，第三地势好。敌人有这多弱点，我们有这多优点，我们是可以以少胜众的。会议最后决定的策略是：坚决的进攻，艰苦的奋斗，长期的作战，以消灭敌人。红一方面军自五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抓住战机，集中兵力，在十五天内横扫七百里，连打五个胜仗，共歼灭国民党军三万余人，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1939年4月29日
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我们的口号是长期抗战。中国需要全国总动员，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等等，这样才能支持长期抗战。共产党是历来号召全国总动员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的纲领与办法，有它的积极意义——动员全国一切力量，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同时也有消极意义的方面——可能被坏蛋利用为压制革命势力。我们的任务，是发扬它的积极方面，防止和阻止它的消极方面，使它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谁是真正信仰三民主义的，要看他实行不实行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衡量一切东西的尺子，就是实践。
1935年4月28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负责人研究北渡金沙江的行动部署会议上发言。发言指出：遵义会议后，我军大胆穿插，机动作战，把蒋介石的尾追部队甩在侧后，取得了北渡金沙江的有利时机。云南境内的地形条件，不像湖南、贵州有良好的山区可以利用，我军不宜在昆明东北平川地带同敌人进行大的战斗。我军应趁沿江敌军空虚，尾追敌人距我尚有三四天的行程，迅速抢渡金沙江，以争取先机。
1945年4月27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全军生产自给，今年应是普遍推行的一年——兼论整风与生产的历史重要性》。社论指出：我们的军队在遭受极端物质困难的目前状况之下，在分散作战的目前状况之下，切不可将一切物质供给责任都由上面领导机关负起来，这样既束缚了下面广大人员的手足，而又不可能满足下面的要求。只要上面善于提出任务，放手让下面自力更生，问题就解决了，而且能够更加完善地解决它。几年来的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已被证明是我们解放区在目前条件下组织一切经济生活的正确的原则。军队的生产自给，在我们的条件下，形式上是落后的、倒退的，实质上是进步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军队生产自给，不但改善了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并因而能够扩大军队，而且立即带来了许多副产物。
1939年4月26日
朱德致电陈光、罗荣桓。电报指出：坚持平原游击战争，是我坚持华北抗战与争取政治影响的重要方针之一。此次敌对华北各地区之“扫荡”气势逐渐发展，以城镇为据点，以图根本肃清我军或根本危害我之存在与活动。估计此种毒计实现不可能。我以较多兵力继续在平原坚持游击战，仍有可能亦为必须。非万不得已时我各区部队不应轻易离开根据地。
1936年4月25日
中共中央发布《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首次公开把国民党列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象。宣言表示：在全中国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向全中国各党各派郑重宣言：不管我们相互间有着怎样不相同的主张与信仰，不管我们相互间过去有着怎样的冲突与斗争，然而我们都是大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都是中国人，抗日救国是我们的共同要求。为抗日救国而大家联合起来，为抗日救国而共赴国难，是所有我们中国人的神圣的义务！宣言还提出了五个条件作为共同行动的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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